民国时期，西南地域内，黔军作为一股关键的军事存在，在护国及北伐两大战役中均展现出卓越的能力。当时，贵州地区因经济状况滞后，军事实力薄弱，故而长期受到滇军的支配。这种状况直至桐梓派系的周西成崭露头角后，才得以根本性改变，贵州最终脱离了滇军的影响范围。

贵州被滇军所掌控的原因，不仅在于黔军实力薄弱，还因为黔军内部频繁发生争斗，导致力量大幅削弱。王文华曾是黔军的核心领导者，具备统率全军的能力，然而，他最终被袁祖铭所暗杀。

王文华遭暗杀后，其部队的领导权转交给了何应钦、谷正伦、胡瑛及卢焘等人。然而，何应钦与谷正伦之间产生了分歧，最终导致冲突爆发。胡瑛，身为云南人，自觉在贵州的优势并不明显，于是决定返回云南，再次投身滇军。至于卢焘，他因与王文华关系密切，曾被视为统率黔军的最佳人选，但他拒绝与袁祖铭联手，主动放弃了手中的权力。

1882年，卢焘在广西思恩县诞生。他的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夫，依靠着先辈遗留下的几亩田地，辛勤工作以维持家庭生计。卢焘的母亲则未曾受过教育，不识字，她日常的主要活动是协助丈夫进行田间劳作。

卢焘自幼热爱阅读，才智出众，然而家境贫寒，难以承担学费，直至九岁方得入学私塾。他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异，私塾老师预言他未来必将有所作为。尽管父母望子成龙，希望他能专心向学，但家庭经济负担沉重。

卢焘有位长姐，命运颇为顺遂，她嫁给了一位军官，家境颇为殷实。在征得丈夫的许可后，她将卢焘接到了身边共同生活。那时，姐夫在庆远服役，他便安排卢焘前往庆远上学。卢焘十七岁那年，在当地的考试中拔得头筹。

1900年，卢焘完成学业之际，经姐夫的引荐，开始在清军内部担任文书职务。

1905年间，卢焘结识了一位名为张启中的革命者。在张启中的引导下，卢焘接触并吸纳了大量革命理念，逐渐对衰败的清王朝产生反感。他决定加入同盟会，与张启中并肩作战，在清军内部积极传播革命思想。

1907年，孙中山与黄兴于越南地区设立了同盟会的指挥中心。为响应革命事业，卢焘和张铁城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界。鉴于柳州地区樟脑贸易盛行，他们决定合伙创立一家樟脑企业。这家企业不仅作为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，供革命党人秘密集会，同时也通过正常商业运营赚取利润，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。

1908年，卢焘与张铁城于香港购置了一批武器，意图运往广西，但在运输途中不幸被清军拦截，两人因此被迫离开广西。卢焘选择前往香港避难，待局势平稳后，他悄然返回南宁。

卢焘怀揣着前往云南讲武堂深造的愿望，于是拜访了清军指挥官龙济光，希望他能引荐自己入学。龙济光与卢焘的姐夫相识，面对卢焘的请求，他并未应允。龙济光认为卢焘体质文弱，更适合文职工作，便提议卢焘留在他的部队担任文书，并承诺会给予良好待遇。

然而，卢焘并未动摇，他心中依然向往着云南讲武堂。在与龙济光道别后，他踏上了前往龙州的路程。抵达龙州之际，卢焘面临了经济困境，路费已所剩无几，恰逢年关将至。为了筹措资金，卢焘在街头摆起了摊位，以书写对联为生。在龙州以书写对联维持生计一段时间后，卢焘再次启程，继续向昆明进发。

1909年5月，卢焘抵达昆明后，面对身为外省人士且缺乏引荐的困境，他未能顺利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。于是，卢焘决定转而加入云南的新军部队，在那里担任起文书的职务。

1910年2月，卢焘因在军队中表现出色且文化素养出众，被推荐至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深造，这让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得以实现。在讲武学校期间，卢焘结识了朱德、范石生、胡瑛等人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们如同兄弟一般。

1911年，昆明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，蔡锷等人策划并发动了起义，这一天恰好是重阳节，因此被称为重九起义。卢焘积极投身于这场起义之中。在攻击五华山上的军械库时，卢焘展现出极大的勇气，他毫不畏惧，冲在队伍的最前方。最终，起义取得了胜利，蔡锷被任命为云南都督，而卢焘也因此晋升为排长。

1912年3月，蔡锷派遣唐继尧率兵前往贵州声援革命事业，卢焘随之加入唐继尧的队伍，一同抵达贵州，并被任命为大队长一职。

随后，袁世凯调任蔡锷至北京担任新职，而唐继尧则返回云南，出任都督，卢焘也随之抵达昆明。不久后，卢焘领兵在云南各地平定匪患，晋升为支队长（即团长）。在此过程中，卢焘察觉到唐继尧与袁世凯的关系日益紧密，因此他开始逐渐与唐继尧保持距离。

1914年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鉴于卢焘的出众能力，向他发出了赴贵州工作的邀请。考虑到与唐继尧的关系已紧张，卢焘接受了刘显世的提议，前往贵州。彼时，王文华正担任贵州陆军一团团长一职，而卢焘则被任命为副团长。两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，王文华对卢焘给予了充分的信任。

1915年，王文华着眼于基层军官的培养，创立了一个示范部队。他邀请卢焘，后者则引荐了来自云南讲武堂的同窗胡瑛等人，共同参与这一培训任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包括桐梓系人物周西成、王家烈等在内的多人，均在示范部队中接受了训练。因此，卢焘在某种意义上，成为了这些将领的导师。

1916年，袁世凯宣布自己为皇帝，蔡锷与唐继尧随即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，成立护国军。在王文华的影响下，刘显世也决定加入这一行列。王文华指挥贵州军队进入湖南湘西，与北洋政府军展开对抗，并任命卢焘为第二团指挥官。在麻阳地区，贵州军队与北洋军发生了激烈战斗，卢焘带领第二团前往增援，最终成功占领麻阳。

随后，袁世凯无奈放弃帝制，护国运动取得成功。

1917年，为对抗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势力，孙中山发起护法行动，王文华在贵州积极响应这一号召。他派遣卢焘指挥军队，向湘西地区的北洋军队发起进攻。卢焘成功占领了辰州，并在该地驻军长达三年时间，期间负责维护当地的秩序与安全。

1920年，王文华指挥部队向四川境内的北洋军队发起攻击，卢焘与谷正伦等人亦随之行动。黔军在重庆地区成功击败了皖系军阀中的重要人物吴光新，进而占据了重庆，随后联同滇军一同攻占了泸州。彼时，黔军在四川境内频繁作战，与川军中的熊克武、刘湘等多位将领发生了军事冲突。

随后，黔军在四川的境遇变得艰难，川军计划团结一致以驱逐滇军与黔军。王文华与刘显世是舅甥关系，但此时，两人的意见分歧日益加深。为此，王文华作出了决定，他要求所有黔军返回贵州，并着手施压刘显世，迫使其放弃领导地位。

刘显世身为王文华的舅舅，这让王文华在行动上有所顾忌，因此他决定不亲自出面，而是指令手下返回贵阳策动军事政变。为了执行这一计划，王文华指定卢焘暂代黔军总司令一职，而他本人则前往上海，在远方指挥全局。

何应钦率先在贵阳采取了军事行动，成功解除了当地的武装力量，迫使刘显世离开。随后，卢焘与谷正伦率领部队返回贵阳。

1921年3月，王文华得知贵阳发生兵变并取得成功后，计划返回贵州掌控大局，却意外遭到袁祖铭的暗杀。这一变故导致黔军失去领袖，王文华的昔日部属间互不相让，无人能统领大局。在此情形下，胡瑛提议由卢焘出任黔军总司令一职，然而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谷正伦、何应钦等人的认可。

随后，孙中山传来电报，正式委任卢焘担任黔军总司令一职，并兼任贵州省省长，这让谷正伦与何应钦二人无再异议。

1922年间，卢焘身兼贵州省长与黔军统领之职，然而，贵阳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何应钦手中。谷正伦与何应钦因领地争夺发生冲突，最终何应钦无奈撤离贵州，转投国民政府麾下。

谷正伦占领贵阳后，计划对卢焘采取行动之际，袁祖铭在北洋军阀的援手下重返贵州。与此同时，刘显世也在唐继尧的帮助下回到了贵州。这时，谷正伦麾下的王天培与彭汉章突然反水。面对这一连串的变故，谷正伦无奈之下，只能匆匆撤离贵阳。

袁祖铭抵达贵阳后，期望能与卢焘携手合作，但卢焘并未应允，反而决定辞去黔军最高指挥官一职。

1925年，袁祖铭提议卢焘担任贵州行政领导职务，但卢焘婉拒了这一任命。为了规避袁祖铭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，卢焘决定离开贵州，前往广东国民政府所在地。

抵达广东国民政府后，孙中山提议卢焘出任滇黔桂联军总司令一职。然而，卢焘认为自己缺乏直接指挥的军队，难以镇服那些掌握兵权的将领。此外，他意识到与胡汉民等人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，担心这可能不利于未来的北伐大业。因此，卢焘婉拒了这一要职，仅接受了高级军事顾问的职位。

1925年3月，孙中山先生离世，这对卢焘而言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他深感悲痛。

1927年，南昌起义之后，朱德带着起义剩余队伍在湘南地区行动，此时，范石生部国民党军队正驻扎于此。朱德期望范石生能够避免与他发生冲突，并寻求其援助。尽管两人曾是同窗好友，但眼下他们分属敌对阵营，朱德不便亲自前去面谈。

朱德致函卢焘，恳请其协助说服范石生。卢焘随即写信给范石生，阐明南昌起义的重要性。经过一番沟通，范石生最终答应协助朱德。他邀请朱德加入自己的部队，并为起义军提供了必要的军费和物资，从而确保了南昌起义的火种得以保留。

1932年，蒋介石委任卢焘为湖南省政府首脑及第四路军指挥官，同时，白崇禧也表达了希望卢焘接受这一职位的意愿。然而，卢焘察觉到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让他去对抗红军，因此他拒绝了这一任命。这一决定导致蒋介石对卢焘产生了不满。

1936年，两广地区发生冲突，蒋介石首先平息了广东的局势，针对的是陈济棠。随后，他将目标转向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。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广西积极备战，准备迎战蒋介石。此时，卢焘抵达广西，他向李、白提出，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，强调当前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。

随后，卢焘携手冯玉祥、李烈钧等众，共同发电倡议，主张联合力量，一致对抗日本侵略者，并寻求以和平方式处理两广局势。最终，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，蒋介石与李宗仁决定采取和平途径来解决争端。

在抗战岁月里，卢焘持续致力于抗日宣传活动。朱德总司令曾向他发出邀请，希望他能前往延安，遗憾的是，这一行程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。

1946年末，蒋中正赴贵阳进行考察，恰逢卢焘亦在当地。蒋中正有意与卢焘会面，然而卢焘却婉拒了这次会面请求，表示不愿相见。

1948年，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，卢焘作为广西地区的代表出席。这一场合使他不得不与蒋介石有一次会面。会议结束后，蒋介石表达了希望次日能与卢焘私下交谈的意愿。然而，卢焘并无意愿为蒋介石效力，因此在第二天便离开了南京，没有赴约。

贵州即将解放之际，卢焘收到了一份委任状，内容是要求他出任贵州某反共自卫组织的委员。卢焘阅读后极为不悦，他认为，鉴于蒋介石已逃离至台湾，此等职位的委任实属荒谬。于是，卢焘决定不接受这份委任，并将其退回。

1949年10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贵州之际，卢焘凭借其在贵州地区的声望，积极劝慰贵州各界人士，告诫他们不要盲从蒋介石的指示。

1949年11月14日，蒋介石决定对卢焘采取极端行动，指令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，在贵阳私下执行对卢焘的处决。刘伯龙遵命在贵阳秘密处死了卢焘。